前言
空间是人类进行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场所， 空间的配置是人类进行各种行为的产物， 依据不同的原则可以形成不同的空间配置和不同规模等级空间相互密切的有机整体， 其间必定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配置和联系就组成了空间。
城市的发展和地理空间密不可分。地理空间是一个区域或国家的最为宝贵的资源， 所以城市空间发展是地理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城镇布局是城市化的产物，城镇空间布局是区域空间布局重要内容之一。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包含两方面的重要内容， 一是城镇体系的规模分布， 二是城镇体系的区位分布。
要实现城镇体系可持续发展就要在不损害城镇体系生态进程的前提下， 结合区域特点， 促使城镇体系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作出持续性贡献的城镇体系发展模式。其旨在以区域为基础， 兼顾发展和环境两个方面，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调控城镇体系的进程。
1、理论基础
1.1空间结构理论
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也称经济（产业）地域结构［１］，即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组合关系，也即是经济地域的主要物质内容在地域空间上的相互关系和组合形式。
空间结构一直是空间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关注的基本问题。地域空间结构实际上是个人和社会组织空间偏好与选择的结果， 是经济均衡在空间维度下的集中体现， 个人和社会选择的各种要素均会对地域空间结构产生实际的影响。
1.1.1“田园城市”理论
“田园城市”理论是1898年由英国人霍华德提出的［２］。田园城市是为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被乡村带包围，全部土地归公众所有或者托人为社区代管。对霍华德来说，“田园城市”并不是他的奋斗目标，而只是实现他所追求的目标“社会城市”的一个局部试验和示范。也就是说“田园城市”只是“社会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城市”是一个全新的田园城市群体的组合。即“社会城市”是由一个中心城市和若干个名称和设计各异的田园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各城市之间依靠放射状和环状的交通网络相联系，把社会城市联结成一个整体。田园城市理论直接孕育了英国现代卫星城镇规划理论，对城镇的空间布局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1.2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理论是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W .Christaller）提出的［３，１４］。克里斯泰勒认为中心地等级规模体系在三个原则支配下形成六边形中心地网络，这三个原则分别为市场原则（k=3 ）、交通原则（k=4）和行政原则（k=7）。在不同的原则支配下，中心地呈现出不同的结构，而且中心地和市场区大小等级顺序有着严格的规定，即按照所谓K值排列形成有规则的、严密的系列。
克里斯泰勒认为：在三原则中市场原则是基础，而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可看是在市场原则基础上形成的中心地系统的修正。他认为，市场原则适用于由市场及其市场区域构成的中世纪的中心地的商品供给情况。交通原则适用于如１９世纪交通大发展时期，以及新开拓的殖民地国家。也适用于新开发区、交通过境地带或聚落呈线状分布区域。行政原则适用于具有强大统治机构的绝对主义时代，或者象社会主义国家以行政组织为基础的社会生活。
1.1.3区域增长极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认为，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和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而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的部门。这些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常常聚集于经济空间的一些点上，于是就形成了增长极。所谓增长极就是具有推动性的经济单位，或是具有空间聚集特点的推动性单位的集合体。经济的增长率首先发生在增长极上，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区域经济学者把佩鲁的增长极概念和思想引入到区域经济研究中，并且与地理空间概念融合起来，就形成了解释区域经济增长过程和机制的区域增长极理论。
1.1.4点－轴渐进扩散理论
在区域规划中，采用据点与轴线相结合的模式，最初是由波兰的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来的。我国经济地理工作者陆大道研究员等在深入研究宏观区域发展战略基础上，吸收了据点开发和轴线开发理论的有益思想，对生产力地域组织的空间过程作了阐述，提出了点－轴渐进式扩散的理论模式［４］。该理论的核心是：社会经济客体大都在点上集聚，通过线状基础设施而联成一个有机的空间结构体系。
图1-1点轴系统演化过程
资料来源：崔功豪。魏清泉。陈宗兴。区域分析与规划。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36
如图1-1，点―轴系统的形成也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最初的均匀分布状态到中心和轴线系统的形成，城镇空间布局结构发生着持续的变化。点―轴开发的“点”是指区域中的各级中心城市，他们都有各自的吸引范围，是一定区域内人口和产业集中的地方，有较强的经济吸引力和凝聚力。“轴”是联结点的线状基础设施束，包括交通干线、高压输电线、通讯设施线路、供水线路等工程线路等 。线状基础设施经过的地带称为“轴带”，简称“轴”。
1.1.5核心—边缘理论
核心—边缘理论是解释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模式的一种理论。较为系统、比较完整地提出“核心—边缘”演变模式的，是美国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专家J.R.弗里德曼（Friedmann）于1966年在研究委内瑞拉时提出来的［15，16］。该理论试图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发展不平衡，又由极不平衡发展［5］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
按照核心－边缘理论的表述，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伴随经济空间结构的改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空间相对均衡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反映了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关系的改变（图1-2）。在空间相对均衡阶段，整个区域成为一个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城镇体系，形成大规模城市化的区域，又开始了有关联的平衡发展。
图1-2经济增长的空间动态过程
资料来源：崔功豪。魏清泉。陈宗兴。区域分析与规划。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29
1.1.6圈层结构理论
圈层结构理论是在古典区位理论和现代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基础上，针对世界大城市发展迅猛的趋势而逐步建立起来的。该理论认为，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和区域逐渐成为相互依存、互补互利的有机整体，区域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腹地，城市作为经济中心对区域有辐射功能，带动其腹地的发展；由于城市的辐射功能受“距离衰减律”法则的制约，导致整个区域以城市为核心形成圈层状的空间分布结构；城市空间发展同样以圈层扩展的方式进行，并且在经济活动周期性波动的作用下呈现相应的周期性变动，但在各个方向上并不均等，特别是在交通干道沿线扩展速度最快，表现出明显的方向性。
1.1.7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方面城市与区域之间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城市与相邻区域的中心城市相互影响。它们之间通过交通、通讯等手段不断地进行着人口、货物、服务、信息、技术、金融等的交换，区域与城市联成一个具有一定功能和结构的有机整体，这种交换称为城市间相互作用［６］。
根据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任何一座城市都必然与其周围的城市和腹地发生联系。在长期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下，城市体系空间结构逐步形成和发展。同时，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以后，自然因素在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形成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城市区域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交通网络体系和通讯网络体系的迅速形成使各种要素在城市之间根据市场的变化自由流动，城市间作用力达到最大，城市体系空间结构趋于稳定。
1.2城市空间结构
城市空间范围，由于其形成的原因不同，所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由于城市地域内在经济联系形成的城市空间，我们称之为城市经济空间；另一种是由于行政地理区划设定的城市空间，我们称之为城市的行政空间。我们日常说的城市空间都是指后者而言。严格地讲，任何城市空间范畴的现实状态都包含了上述两种涵义。
城市空间结构，一般又称地域结构主要指城市中各物质要素的空间位置关系及其变化移动中的特点，它是城市发展程度、阶段与过程的空间反映。城市空间结构是建立在特定经济活动基础上的，担任特定经济功能的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化，城市不仅存在内部功能分区，而且具有外部的地域结构，不同等级的城镇构成相互联系的城市网络，即城市体系。
按城市空间结构的层次性划分，可以将其界定为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城市外部空间结构两个部分。城市外部空间结构是指由一个中心城市辐射区域内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共同构成的空间体系。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一个城市建成区之内（通常指市区）土地的功能分区结构，或者说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城市内部功能分化和各种活动所连成的土地利用的内在差异而形成的一种地域结构。城市空间结构的形式主要包括城市范围内各种物质实体的密度、位置（布局）和城市形态三个方面［7］。
城市化是现代中国发展的重要特征，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大城市与特大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向群体化与区域化的方向演进，从单中心向多中心城市区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可以分为二个层次：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反映城市地域内部各种空间关系的组合状态，如商业区、居住区、工业区、物流区等各种功能区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区域空间结构－反映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空间关系。
传统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型有扇形模式、多核心模型、多核心模型［8］。
1.3城镇体系理论
城镇是人类活动的聚集场所，“城镇不仅是空间秩序的核心，也是社会秩序的核心，地理空间的组织是人类在特定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背景下进行活动的结果”（R.Cz詹森），因而城镇空间的演化是建构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过程，城镇空间结构是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类经济活动和区位选择的累积结果，它反映了人类及其经济活动的区位特点以及在地域空间中的相互关系。
城镇体系是指某一地域范围内，中心城市为核心，由一系列不同等级规模、不同职能分工、相互密切联系的城镇组成的有机整体。
它是随着城镇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动态的、复杂的大系统，其发生、发展乃至成熟， 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并且在每一发展阶段，，都能从职能结构、规模结构、空间分布、相互联系密切程度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特征。
２、苏南城镇体系空间结构
2.1苏南范围的界定
苏南从广义上讲是指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但今天通常被承认的苏南范围，仅指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通常所说的“苏锡常”）及其下属区县，不包括镇江市和南京市。本文以下没特殊说明，仅指苏锡常地区。
图2-1苏南的空间范围
2.2苏南城镇体的空间结构演化
2.2.1孙吴之前
最早的城镇可以追溯到商代末年。周太伯、伯雍奔吴，建立吴国和梅李城（无锡梅李）；公元前514年吴建阖闾城（今苏州），后又设立延陵邑（今常州）。当时的城镇主要是政治与军事功能为主，少有经济功能，且城乡分异也不明显。秦统一六国后，改分封制为郡县制，此后虽有反复，但大体得以保持下来，成为后来行政区划的基础，现在许多县的历史都可以追溯至此。秦先后在本地区设立了会稽郡（治吴）及娄（今昆山）、阳羡（今宜兴）等县，汉增设无锡、毗陵两县。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置会稽郡，治吴，领县。到汉高祖五年领吴、无锡、曲阿（丹阳）、毗陵（常州）、娄（昆山）、阳羡（宜兴）、乌程（湖州）、由拳、余杭、富春、钱唐（杭州）、海盐、余稽、山阴、诸暨、余姚、上虞、太末、句章、邸、乌伤等县。后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多，新设郡县增多，每个郡县所辖范围缩小。东汉永建四年（公元前129年）划钱塘江以西以北地区为吴郡，治所吴（今苏州）；钱塘江以南仍为会稽郡，治所山阴（今绍兴）。至此，苏锡常地区的土要城市—苏州、无锡、常州、吴县、昆山、宜兴等已经出现。
2.2.2孙吴至南北朝
三国时，孙吴政权在江南建立吴国，并分无锡以西地区屯田，置毗陵典农校尉，领三县，治地毗陵（今常州）。漂阳属丹阳郡漂阳屯田都尉。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置毗陵郡，领县七：丹徒、曲阿（丹阳）、武进、毗陵、延陵、暨阳（江阴）、无锡，治所毗陵。东部仍为吴郡，治所吴县。漂阳仍属丹阳郡。苏锡常地区行政区划始一分为三。
2.2.3隋唐至宋元
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吴州为苏州。同年，废郡置州，于常熟县置常州，州以县名，后常熟改属苏州，遂迁常州于晋陵，领普陵、无锡、宜兴和江阴四县。唐武宗会吕四年，升常州为望，辖普陵、武进、无锡、江阴、宜兴五县，其中晋陵、无锡、武进、江阴为望县。宋时，升苏州为平江府，领吴、长洲、昆山、常熟、吴江五县。
明初，平江府改为苏州府，领二县四州：吴县、长洲县、吴江州、昆山州、常熟州、嘉定州。常州府仍领五县（无锡、武进、宜兴、江阴、靖江）、金坛与漂阳分属镇江府与应大府。
2.2.4明清时期
清承明制，苏常二府属江南布政使。顺治十八年，分江南布政使为左右布政使，苏常隶属于右布政使，后改为江苏布政使司，苏州为江苏巡抚驻地。雍正二年，两江总督查弼纳以苏、常、松（江）三府赋重事繁，奏请置县升州，多设官吏，于是苏州府领九县：吴县、长洲、元和、昆山、常熟、新阳、昭文、吴江、震泽，常州府领八县：靖江、武进、阳湖、无锡、金匿、宜兴、荆溪、江阴。民国初，清时新设置的县重又取消，合并到原来的县。至清中，除张家港市外其它县均已形成。
图2-2苏南的明清时期空间分布
2.2.5鸦片战争至民国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外国势力相继入侵，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外工业品大量倾销，而生产原材料大量输出，冲击了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业，传统的社会经济体系逐渐解体；同时通过引进外国的近代工业、交通与技术，改变了中国经济地域的结构，对苏锡常地区的空间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就苏南整个地区来看，市镇的发育呈现以下特点：①市镇数量迅速增长。据各地方志资料统计，从乾隆年间到光绪宣统年间，苏常二府的城镇数增加了一倍，由205个增长到459个，太仓州在光绪年间有城镇193个，扣除太仓州所属嘉定等县城镇，整个苏惕常地区的市镇总数当在600个以上，平均每29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市镇，其中常熟、江阴、武进、无锡等地区增幅更大，市镇更为密集。②城镇的职能的转变。传统的手工业与商业市镇特别是传统的商业市镇在外来环境的竞争下趋于衰落，而拥有近代工业与商业的城镇发展迅速，并逐渐演变为集近代工业、商业、文化、金融、交通于一体的经济体。③城镇规模结构的分化。受近代工业与交通发展以及城市特别是上海的影响，江南小城镇的发育呈现不同的走向，部分传统市镇趋于衰落，而部分小城镇却不断发展，城镇规模差异日益明显，部分城镇户口过千，人口近5万，盛泽、东山、澄江等镇均在万人以上，其中澄江（江阴县城）近5万；而有些市镇户不满百，人不过千。吴江在明清时期即以千户大镇最多而闻名，境内小市镇发育相对较弱；常熟市镇数量多，但以小市镇为主，超过千户的大镇仅有县城、支塘和和彭家桥，百户及以下的市镇多达38个；江阴有镇44个，县城已近5万（1911年49177人、1938年53466人、1949年29389人），万人以上大镇25个，占全城镇的一半多，但除县城外，其余镇都包括所属区域的农村人口，真正的城镇人口要少得多。④城镇发育的空间差异巨大，东部与中部地区城镇数量多，分布稠密，而西部的漂阳、金坛等城镇数量少；其中江阴、常熟、无锡、武进等中部地区城镇最为密集。
2.3苏南城镇空间结构态势
2.3.1非农人口不完全聚集，分散城市化明显
苏锡常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市镇经济发达、市镇稠密的地区，城镇化水平居全国前列。在改革开放前，城镇发展经过了较长的停滞时期；在改革开放后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从1975年开始每10年以100多万人的速度增长，到2003年区域内的市镇人口达到3263.70万人［９］。“苏南模式”的核心是人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近镇”，虽然后来演变为“近厂又近镇”，但其城镇化的特色明显。
2.3.2城镇行政职能强化和多元化
城镇规模的大小与行政级别相对应，城镇的影响范围与行政等级之间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城镇等级越高，基础设施规模越大。从而形成了地级市—县城—县属镇—公社集镇—自然集镇—村落的分化，行政登记体系与城镇规模登记体系之间存在较高的对应关系，形成了明显的城镇规模行政级别法则。城镇的城乡中介作用削弱，城乡二元结构强化。但一些时段苏南城镇化进程受阻，城镇人口增长缓慢，部分时段甚至绝对下降，城镇人口的增长以自然增长为主，机械增长停滞，城市数量大大下降。
20时机世纪80年代后，实行以市场力量来配置资源，城镇固有的商品流通集散地的智能渐渐恢复，城镇各行各业得到长足的进步，但行政力量仍然强大，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即有深厚的政府背景。80年代以后，先后实行地市合并、市领导县、撤县改市、撤县设区、撤乡改镇及乡镇合并等一系列措施，城市与城镇的数量大大增加，但城镇仍是各级政府的驻地，城镇规模与行政等级的关系仍然存在。但同时城镇的公商业及第三产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迅速发展，部分非行政中心城镇的知名度与影响范围接近甚至超过了行政中心所在地城镇，如吴江的盛泽镇、吴县的木渎镇等，城镇规模的大小不再严格遵循“行政级别法则” ［１0］。
城镇职能的多元化，尤其是乡镇工业与市场体系的发展，对苏锡常地区新型空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形成了积极的影响。首先是经济职能的强化，提高了城镇的经济实力，对周围乡村地区的吸引力城镇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提高；其次是城镇更能有效地发挥城乡之间的桥梁作用，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再次是城镇规模扩大与经济实力的增强，部分城镇的人口与经济实力接近或已经超过了城市设置的标准，接近一些县级市市区的实力，与城市之间渐渐的形成平等竞争的关系，并会改变区域城镇体系的结构。
2.3.3城镇发展与空间结构
苏锡常地处平原，开发历史悠久，城乡经济水平较高，城镇密集而均匀。苏锡常地区城市的设置几经变迁，1949年前，以“切块设市”的方式设立了苏州、无锡与常州三市。１９５０年又将常熟县的城区设立常熟市，１９５８年撤消常熟市。直到１９８２年一直维持３个城市的格局。从１９８３年开始推行整县改市的设市模式，城市数量快速增加，１９９７年所辖１２个县全部实行改为县级市，区内城市达到１５个平均每１２００平方公里１个城市，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４００平方公里１个城市的密度。各个城市的距离多在６０公里以内，除苏州至吴县、无锡至锡山、常州至武进外。西部区域的城市密度相对较小，城市距离较远。苏锡常地区为了解决中兴城市和与之接壤的县极市的矛盾，先后将吴县市、锡山市撤消设立市辖区，城市数量降到１２座。虽然城市减少，但苏锡常三大中心城市的规模大大扩展，市区面积分别为１６５０、１６３１、１８６４平方公里。
城市空间结构，具有沿主要交通干道分布的特征，其中沪宁交通轴最多（昆山、苏州（含吴县）、无锡（含昆山）、常州（含武进）），次为江南运河沿线（吴江、吴县、苏州、无锡、常州），再次是沿江公路（太仓、常熟、张家港、江阴）、锡澄—锡宜运河（江阴、无锡、宜兴与溧阳）和丹金溧漕河（溧阳、金坛）等。
从总体上看，苏锡常城市与建制镇的数量多，密度高，是全国城市与城镇分布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并且在地域上既具有均衡分布也具有集聚性的特点，整县改市与整乡设镇导致了苏锡常城市广域上城市与城镇的相对均衡；但受交通条件的影响，也明显地向交通轴线聚集，形成了沿沪宁铁路、江南运河沿岸、沿江公路、长江沿岸、锡澄—锡宜公路等城镇密集带构成了网络化的结构。
2.4苏锡常城镇空间关系演变的因素分析
2.4.1自然地理基础
苏锡常地区地处太湖平原，北靠长江，南濒太湖，东临上海，西接茅山。境内地势低平，以平原为主；其中北部沿江地区属古海岸岗地，沿太湖及西部地区属低山丘陵，中部地区为河湖水网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湿润，适宜于水稻、蚕桑、棉麻等多种作物的生长。
由于滨江临湖，河湖交错，湖荡众多，大小河道数以万计，仅苏州市就有2万条；加上几千年来，当地居民为了防洪排涝、灌溉以及舟揖之利，兴建了以江南运河、太浦河、十一、锡澄运河、锡宜嘈河与丹金漂潜河为代表的许多人工运河。河道密如蛛网，通江达海，联贯城乡，为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密切联系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自然基础。这些自然地理作为今天的空间结构的基础。
2.4.2历史文化的演变
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与城镇空间结构的关系十分密切。每个地区都拥有各自独特的社会意识与精神风貌、价值取向与道德操守、历史传统与风俗沿革，它作为一种无形的内在的要素，是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一座城市发展与竞争力的重要源泉［１１］。例如，上海从苏州的外港到近代中国最大城市的演化过程，就是直接受益于其文化的发展。“基于吴越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深厚历史积淀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近代上海文化为未来的”长江三角洲国际大都市圈“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认同基础……合理的个人主义与文化上的宽容态度、务实精神与意识形态中立、积极学习新事物的开放心态、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正是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一座近代城市的灵魂所在” ［１２］。
覆盖了以苏锡常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吴文化，根植于多元文化嫁接的基础上，先后吸收融汇了古代的楚宋化、齐鲁方化、北方中原文化以及近代国外的西方文化，经历了稻作文明、农商文明与近代城市文明及现代城市文明四个阶段，分别对应着四次区域经济发展的辉煌：古代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明清时期繁荣的市镇经济与农工（手工业）商复合型经济、近代民族工业的崛起与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以及现代工业经济。吴文化开放宽容的特质、善于交流的性格、乐于接受新事物的态度、诚实守信的道德操守、重商崇学的传统，客观向上有助于人们的创新制度的形成和对新生事物的追求，也刺激了人们对财富的欲望，经济资源不断向商业及与此有关的新兴产业倾斜，强化了人们的创新意识与创业动力，使苏锡常地区经历了由农业—农业手工业一农业手工业商业一农业近代工业商业一现代工业等发展过程。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性，区域文化给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尤其是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精神风貌等直接影响到区域的诚信与协作意识、创业精神与竞争心态、创新意识与宽容心理，从而影响区域的价值取向、交往操守、创业精神与创新氛围。而且相关研究也表明，城市文化与城市竞争能力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而吴文化所具有的诸如宽容、诚信、实用、开放、创新等内涵，有助于未来苏锡常地区区域之间的合作与整合，有助于乡村居民与外来居民在城镇的发展过程中能够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与文化环境，保证都城镇发展过程中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
2.4.3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苏锡常地区农村经济比较发达，专业化市镇众多，形成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市场体系与城镇网络。近代以来，无锡、苏州、常州、常熟、江阴等地又率先发展的近代工业，构成以无锡为中心城市的近代工业的密集地带与城市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倾斜的发展政策下，苏锡常地区兴建了一大批骨干企业与产业部门；20世纪70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开发区建设、外向型经济与民营经济为导向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整个区域经济的成长。目前，苏锡常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最高、人均GDP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己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区域分工与合作关系。
2.4.4交通运输网络决定了城镇体系与市场体系的结构。
清中以前，江南地区城乡社会经济联系主要依赖内河航运，以大运河为骨干的内河水运网一方面将本地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内地或海外，另一方面又将外地产品分散到大城乡。这时，作为苏州门户的浏家港，多为沙船聚泊之所，有“万国码头”之称，每年数以万计的船队经此驶往苏州。便捷的水运交通将苏州与周边地区的大小市镇联为一体，构成以苏州为中心的城镇体系与市场网络。清中叶以后，一是浏家港逐渐淤塞，沙船多泊上海；二是京杭大运河年久失修，南北嘈运中断，嘈粮改走海运；加之上海的开埠，大宗货物的集散地由苏州迁至上海，于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城镇体系与市场体系应运而起。
可见，内河水运网络决定了苏锡常地区城镇的兴起与分布格局，影响到城镇的生长与发育，对区域内规模结构与市场结构也存在着明显的支配作用。
３、苏南空间结构的走向与整合
苏南空间优化组合的方向是将各地方的分散、独立发展趋势引向重点地区集中， 实现协调整合， 在空间上形成沿沪宁线地区、环太湖地区、长江沿岸地区、沿沪地区、宜溧金丘陵山区。沿沪宁线地区、沿沪地区和长江沿岸地区是未来苏南城镇高度发达的地区， 而环太湖地区、宜溧金丘陵山区是支撑城镇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空间。
有关的资料表明， 目前苏南80 %左右的交通量是属于通过性的， 而上海是强大的吸引中心， 各个城市与上海的单一联系的区域极化发展模式也可能继续强化；从长三角的发展态势来看， 上海对苏南乃至更大范围的区域空间重组， 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东西向仍然是今后苏南内部经济联系和对外经济联系的主方向， 而南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弱， 经济联系强度较小。因此， 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东西、加强南北”， 进一步完善城区为核心的东西走廊， 包括轨道交通、区域供水、生态保护与环境整治、大型公建设施共建共享等， 加强与经济社会联系， 培育一批新兴增长点， 扩大苏南对南北的辐射带动作用。
图3-1苏南的空间结构的走向
苏南涉及苏锡常三个设区市， 更容易从省域层面上通过财政调控、行业政策等进行协调， 也易于推动都市圈空间规划的进一步深化， 如苏锡常区域供水规划、轨道交通规划、绿化规划等。可以预见，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态势下， 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等之间协作的需求将不断强化， 选择不同的空间发展模式， 统一开展以大都市为核心的跨省、市的空间规划将不断深入。
苏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既是一种经济乡镇企业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农村城市化的过程。目前，苏南以大中城市为主导、以小城镇为纽带走上城市化之路。苏南的城市化是以工业化为根基的，苏南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互动并进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以园区为载体的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使城乡壁垒逐渐被打破，出现了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市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的“三集中”趋势；随着中心城市现代化改造步伐的加快，苏南地区通过开发区建设、行政区划调整、都市圈规划等战略措施，逐步迈进了以大中城市为主导、以小城镇为纽带的城市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崭新时代。这不仅有助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同步提升，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如今，苏南城乡企业的界限已明显淡化，而且，苏南目前相当大部分乡镇企业的规模、技术装备程度、产品的质量并不比城市企业差。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总部及其营销中心逐步进入城市，利用城市市场中心，利用城市第三产业，利用城市厂商集聚效应，降低交易成本。新一轮的城市化进一步丰富了苏南模式的内涵。
苏南是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是上海与南京、苏北地区至浙北地区的交通联系的必经之地。也正是这种空间位置，使苏锡常面临着来自上海、南京、杭州以及苏北地区的作用，构成了苏南发展与演化的重要外部环境，对苏南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４、苏锡常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１３］
4.1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可持续发展强调以人为本，以发展经济、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核心，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个人自身得到充分发展，又不对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以人为本己成为区域、城市社会发展的基础价值理论，其基本思想是坚持人性化的需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和最终归宿，因此，无论是制定区域规划、城市规划，还是进行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都要着力营造适宜的人居环境，建立优化的区域、城镇空间结构，配置完善的区域性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以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性和多元化的需求。
4.2坚持动态协调的原则
坚持走动态协调是指在获取静态比较利益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着眼于获取。由于区域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所形成的动态比较利益和开放环境下的区与区之间的动态比较利益。动态协调发展是一种具有时间变量的协调发展。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普遍存在，要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必须从区域整体出发，结合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一定时期内突出相应的发展重点，有条件地支持和扶持重点领域与重点产业发展，加快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因此，苏锡常不仅要根据已有的资源优势和经济技术优势来制定发展战略，还要分析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突出特点和关键因素，尤其是要充分考虑各地区在投入产出效果和投资经营环境上存在的客观差异，确定重点地区和优先产业，并给予适当倾斜。但是这种倾斜要做到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并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坚持效率与公平兼顾，不能以损害其它地区的发展为代价。
4.3坚持区域整合的原则
从发挥区域整体优势出发，进一步对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通讯、信息、社会服务体系等）、城镇建设、产业布局、市场开拓等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联合建设，促进地区间、城镇间、城乡间的人才、资金、物质、能量、技术、信息的流通，从而建成特色鲜明、分工合理、合作紧密、经济融合程度高的经济区域。
4.4坚持科教兴区原则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加强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合作的联系，建立区域科技创新系统，不断提高研究与开发效率，缩短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周期。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调整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实施创新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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