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今天,处在深刻的社会变革当中的现代中国建筑界,如何于变幻的多元文化中坚持自己?坚持地域主义的建筑实践而不会回归历史、流于迂腐?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惑当代建筑师的一个难题。多年的实践和艰难的思索之后,笔者认为,惟有很好地掌握“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理论并于实践中加以运用,才有可能在进步当中坚持自我,而不至于丧失地域文化的基因。遗憾的是,在现代的中国,这样的建筑并不多见,我们的建筑,好象是从一块草莽大地,而非历史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样。中国现代的建筑,需要生长在历史文化的根上,这个“根”就是“批判的历史文化”,而绝非“考古的历史文化”。这需要我们的实践,既要兼顾到文明与文化的继承而秉持个性,又要很好地融合于世界发展的进程而不至于掉队,如此才能创造出风格明确的有自身格调的真实建筑来。
1. 地域主义
客观地说,现代的中国建筑和规划设计师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对于“地域文化”坚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一些有责任心的设计师也乐于参与到“地域主义”的实践当中去,这种实践过程是痛苦和挣扎的,问题的核心集中体现在坚持什么样的“地域主义”和以如何的态度去坚持“地域主义”这两个方面上。
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地域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地域主义”,可以用来定义任何领域的地域性倾向,同时也因人而异。譬如说上海人的“地域主义”和广东人的“地域主义”就有所不同:老上海人的“地域主义”是所有外地人都是乡下人,不管你用操哪里口音的一律另眼相看,并且不喜欢外地人学说上海语;而广东人“地域主义” 则认为连福建省都属于北方,而把大半数中国人统称为“北佬”。这种现象恰好说明 “地域主义”带有显而易见的“狭隘性”。“狭隘的地域主义”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对地域性的过分强调,最终变成了“地域主义”,直至地方保护主义。
“广义地域主义”之于建筑理论,又包括“乡土主义”、“当代乡土主义”、“新地域主义”等。所谓“新地域主义”,顾名思义,是对“传统地域主义”的反思和改良,是“传统地域主义”进化到“批判的地域主义”之间的折中,往往是利用现代材料和科技手段,融会当代建筑创作原则,针对特定地理和气候条件而设计的、带有某些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由于这种建筑能够在一些相类似的地区使用和推广,相比传统的地域性建筑有更大的适应性,因而我们可以统称为“广义地域主义”建筑。
“地域主义”建筑理论的出现,是为了因应“国际主义”设计思潮一统江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它是对全球“文化趋同”的反击,因此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就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地域主义”发展到今天,其旧有的一些观点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建筑业的发展需要而显得迂腐和滞后了。同时由于“地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夹缠不清,很容易滋生出“国粹主义”和“民粹主义”,导致传统的“地域主义”建筑往往只强调纯符号性、图案化的东西,没有深入挖掘一般生活。
2. 批判的地域主义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机械性地域主义”的狭隘性和“民族主义”倾向并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于是“新地域主义”应运而生并逐渐“红旗漫卷”。“新地域主义”对“机械性地域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尝试进行改良,这就使其更加理智和具有“批判性”——直至“批判的地域主义”理论的形成。
“批判的地域主义”与广泛意义上的“地域主义”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即都具有相同的传统和强调地方性。区别在于“批判的地域主义”讲求原创性,旗帜鲜明地反对绝对的“历史主义”的一厢情愿,反对“机械性地域主义”的小妇人般的浪漫和惟美。对于传统的继承,有独到的见解并更加技巧性。“批判的地域主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是选择性的和“批判性”的,在这里没有所谓的“国粹”和“民粹”,也因此“批判的地域主义”的建筑,也可以是现代的,而非毋庸质疑的秦砖汉瓦。它追求的是地方文脉的精神特质,这是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地域主义”的进化和“形而上学”。
那么,什么样的地域主义才是具有进步的批判意义的呢?笔者认为“批判的地域主义”应该同时包括下面几个要点,分别是:
1.“批判的地域主义”的建筑实践,在批判“现代主义”的同时,继承现代建筑的进步之处,并愿意尝试将其运用到建筑实践当中去;
2.“批判的地域主义”的建筑实践,植根于建筑的“场所”,而充分尊重其“风土性”,热衷创造结构上合理的建筑,而非文化雕塑;
3.“批判的地域主义”的建筑实践,不是将“地域主义”或者说是建筑的地域性无批判地直接引入形态,而是在现代主义的实践中重新诠释和解读地域性;
4.“批判的地域主义”的建筑实践,应该对现代主义建筑形成的积极批评。
3. 批判地域主义于中国建筑设计的艰难实践
中国,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仅存的一个——曾经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曾几何时以她“震撼的效应”激发着马可波罗心中的敬畏。当欧洲人还在和猪分享着他们阴暗的陋室时,古代长安已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恢宏的城市了。她的文明是整个人类最该继承和弘扬的,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里看到的是行将彻底消失的四和院和一幢幢拔地而起的丑陋建筑。我们很难理解的是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
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JeffreyL.Soule)对北京的建筑和规划的总体评价是“……修建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什么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个傻新郎一般,乐于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究其原因,无非是所谓“国际主义”设计思潮对中国建筑界的侵袭所造成的。“国际主义”风潮丝毫不顾项目所在地的地方性,或对中国的传统文明缺乏起码的尊重,或对其还停留在东方猎奇式的无知。外来的强势的意识形态彻底扫荡地方性,归根结底暴露的还是“殖民主义”本质,可悲的是我们除了对越来越“国际化”而窃窃自喜之外,似乎没有提高足够的警惕性。
结语
在这个动荡的二十一世纪里,我们对于文明的冲突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于“全球化”的鼓惑之下,我们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立场?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如何呵护好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使它能够完整地传下去,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设计师要明白这个道理。要做到不为“现代主义”所鼓惑而失去判断;要做到不以“国际主义”设计师自诩而沾沾自喜;要做到不以“地域主义”为借口回归“历史主义”而不思进取。然而谈何容易啊。我们的建筑实践要有这样的胸怀:要做到立足地方而胸怀世界,作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正因此,只有坚持“批判的地域主义”的观点,才能拯救我们的建筑实践和建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