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历程看，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在空间上的投影，也就是从技术层面上落实城市发展的计划。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城市规划更多是一种技术性的工作，规划的政策性无法体现。规划师的社会角色比较单一，即规划管理者和规划编制者，前者受制于科层制的角色约束，而后者主要是落实政府的行政指令计划，并没有形成清晰独立的职业主体性。城市规划师并不需要去思考社会利益平衡之类的问题，只需要落实计划部门的项目安排即可。这样的职业角色自然导致城市规划教育的重点是技能教育，突出的是城市规划的工程技术特性。这一时期，规划师的职业道德理想带有古典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色彩，它与西方国家在城市规划诞生之初的精神颇为相似，虽然在事实上并没有被现实的社会机制整合。
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城市规划的社会功能在逐步转化。随着分权改革的深入，城市规划成为地方政府进行城市经营、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工具，城市规划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随着市民社会的涌现，以及私有产权拥有者的剧增，城市规划通过调整空间关系可以重组社会利益关系，城市规划不仅体现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利益关系。城市规划成为政府在城市发展、建设和管理领域的公共政策，其重点正在从工程技术转向公共政策，城市规划师在城市发展问题上的话语权逐步增大。城市规划社会功能的演变必然深刻地影响其职业的社会角色，并导致规划师的角色分化。中国规划师的社会角色分为两类：政府规划师和执业规划师，社会角色的差异必然导致其知识结构和职业素养不同。但是，一方面规划师整日忙于完成设计任务，另一方面城市规划的政策性内容正在被各相关部门肢解，城市规划有被日益工具化的危险。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规划教育并没有培养出适应规划职业发展要求的人才。成为政府在城市发展、建设和管理领域的公共政策，其重点正在从工程技术转向公共政策，城市规划师在城市发展问题上的话语权逐步增大。城市规划社会功能的演变必然深刻地影响其职业的社会角色，并导致规划师的角色分化。中国规划师的社会角色分为两类：政府规划师和执业规划师，社会角色的差异必然导致其知识结构和职业素养不同。但是，一方面规划师整日忙于完成设计任务，另一方面城市规划的政策性内容正在被各相关部门肢解，城市规划有被日益工具化的危险。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规划教育并没有培养出适应规划职业发展要求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