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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师考试综合辅导之反规划途径

  反规划途径

  1、传统方法背景

  传统城市规划编制方法已显诸多弊端,需要逆向思维应对变革时代的城市扩张,城市景观之路在于通过反规划以建立生态基础设施。

  传统的城市规划总是先预测近中远期的城市人口规模,然后根据国家人均用地指标确定用地规模,再依此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和不同功能区的空间布局,这一传统途径有许多弊端,包括:

  第一、法定的“红线”明确划定了城市建设边界和各个功能区及地块的边界,甚至连绿地系统也是在一个划定了城市用地红线之后的专项规划。它从根本上忽视了大地景观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缺乏区域、城市、及单元地块之间应有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第二、城市是一个多变的复杂的巨系统,城市用地规模和功能布局所依赖的自变量(如人口)往往难以预测,从而规划总趋于滞后和被动(周干峙,2002;陈秉钊,2002),当然,也有“超前”的规划使大量土地撂荒。实际上都导致了城市扩张的无法和无序以及土地资源的浪费。

  第三、从本质上讲传统的城市规划这是一个城市建设用地规划,城市的绿地系统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事实上是被动的点缀,是后续的和次级的。从而使自然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得不到保障。

  “规划的要意不仅在规划建造的部分,更要千方百计保护好留空的非建设用地”,(吴良镛,2002)。城市的规模和建设用地的功能可以是在不断变化的,而由景观中的河流水系、绿地走廊、林地、湿地的构成的景观生态基础设施则永远为城市所必须,是需要恒常不变的。因此,面对变革时代的城市扩张,需要逆向思维的城市规划方法论,以不变应万变。即,在区域尺度上首先规划和完善非建设用地,设计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形成高效地维护城市居民生态服务质量、维护土地生态过程安全的景观格局。

  2、反规划的理论与方法背景:景观安全格局

  大地景观是多个生态系统的综合体,景观生态规划以大地综合体之间的各种过程和综合体之间的空间关系为研究对象,解决如何通过综合体格局的设计,明智地协调人类活动,有效地保障各种过程的健康与安全。

  从19世纪未的Patrik Geddes 的“先调查后规划”到本世纪60年代的I. McHarg的“自然设计”(Design with Nature, 1969),已形成了一个以土地适宜性分析为特点的通过生态因子的层层叠加来确定土地利用格局的模式(McHarg, 1981; Faludi 1987: Steinitz, 1976; Steiner等, 1987)并为国际景观规划界所广泛应用。但该模式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a.不能有效地处理水平生态过程,如物种的水平空间运动,灾害过程的水平扩散;

  b.把规划当作一个自然决定论的过程,而无法将决策过程中人的行为考虑进去。规划在某种程序上是一个过辩护的过程,而远非自然决定过程(Steinitz, 1982,1990)。

  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为景观生态规划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景观生态学把水平生态过程与景观的空间格局作为研究对象(Forman and goldron 1986; Turner, 1989; Forman, 1995)。 同时,以决策为中心的和规划的可辩护性思想又为生态规划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Faludi, 1987; Steinitz, 1990)。
鉴于以上诸方面问题,提出了景观安全格局(Security Patterns) 理论与方法(Yu, 1995a-c, 1996a-b;俞孔坚,1998,1999)。该理论把景观过程(包括城市的扩张,物种的空间运动,水和风的流动,灾害过程的扩散等)作为通过克服空间阻力来实现景观控制和覆盖的过程。要有效地实现控制和覆盖,必须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性的空间位置和联系。这种战略位置和联系所形成的格局就是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他们对维护和控制生态过程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景观过程之动态和趋势,判别和设计生态安全格局。不同安全水平上的安全格局为城乡建设决策者的景观改变提供了辩护战略。因此,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理论不但同时考虑到水平生态过程和垂直生态过程,而且满足了规划的可辩护要求。

  景观安全格局理论与方法为解决如何在有限的国土面积上,以最经济和高效的景观格局,维护生态过程的健康与安全,控制灾害性过程,实现人居环境的可持续性,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对在土地有限的条件下实现良好的土地利用格局、安全和健康的人居环境,特别是恢复和重建中国大地上的城乡景观生态系统、或有效地阻止生态环境的恶化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景观安全格局理论把博弈论的防御战略, 城市科学中的门槛值,生态与环境科学中的承载力,生态经济学中的安全最低标准等数值概念体现在空间格局之中,从而进一步用图形和几何的语言或理论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模型来研究景观过程的安全和持续问题,并与景观规划语言相统一。各个层次的安全格局的是土地利用辨护的战略防线和景观空间“交易”的依据。   在此新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景观安全格局识别方法和模型,包括将水平过程如城市的扩张表达为三维潜在表面(Potential Surface)。潜在表面反应过程在景观中所遇到的阻力或控制景观的潜在可能性。结合理论地理学的表面分析模型,特别是Warntz的点、线、面分析模型(Warntz,1966,1967)根据潜在表面的空间特征如峰,谷,鞍,坡等,再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和图像处理技术识别安全格局。

  多层次的景观安全格局,有助于更有效地谐调不同性质的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并为不同土地的开发利用之间的空间“交易”提供依据。某些生态过程的景观安全格局也可作为控制突发性灾害,如洪水,火灾等的战略性空间格局。景观安全格局理论更有可能直接在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国土整治,包括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建立具有综合生态效益的防护林体系,保护区系统,城市绿地系统及城乡景观格局等方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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